7.日本寺庙
日本佛教─佛教于日本钦明天皇十三年（522）输入日本，而该国对于佛学之新式研究，则至明治十年始开端绪。一八二六年，英人荷吉森（B.H.
Hodgson, 1800～1894）一篇题名「尼泊尔及西藏的语言、文学和宗教撮记（Notices
of th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之文章，将丰富的梵语圣典之现存情形公诸于世，其后，梵语圣典之发现、收集与研究，乃在西欧展开。佛教巴利文、梵文原典之出版与翻译亦随之兴起，近代日本即承此风气，直接透过印度原典来研究佛学。明治时代（1868～1911）之佛学界，除了史学、哲学之研究方向外，亦重视言语学及文献学的研究。此一时期，影响日本佛学界最巨者，当推南条文雄、村上专精、高楠顺次郎三人。当时，以佛学研究为中心之佛教系大学逐渐设立，而远赴西域发掘资料，或至西藏求法之事迹亦屡见不鲜。日本近代佛学研究之基础，于焉奠定。
公元六世纪中叶，佛教东传日本，时为日本钦明帝朝，朝廷分为以苏我为首之尊佛派与以物部为首之排佛系，前者获胜后，创建向原寺，是为日本有佛寺之始。至圣德太子时代（593～622）大力弘扬，佛教基础得以奠立。
后来成立日本佛教学会，其前身为日本佛教学协会（The
Nippon Buddhist Research Association）。此会创立于昭和三年（1928），系大正大学渡边海旭发起，经龙谷大学森川智德、大谷大学藤冈了淳之加入，并网罗有关佛教学之大学、专门学校、学会，而成为全国性组织之学会。第一次日本佛教学会大会，于昭和三年十二月九日在大谷大学召开。除上述三大学外，尚有立正、驹泽、高野山、真言宗京都、临济宗等诸大学，以及祖山学院、东京帝大印度哲学宗教学会、东北帝大印度学会、佛教专门学校、智山劝学院、西山专门学校、比叡山专修院、名古屋真宗专门学校、京都帝大印度学会等十七个团体参加。
此后，佛教与日人原有之思想、文化、生活等融汇，形成独特之日本佛教。自飞鸟时代（五世纪中叶）至明治维新（十九世纪中叶），日本佛教教理始终承袭我国，如密宗之即身成佛论、天台之圆顿戒、净土真宗之信念主义、禅宗之生活即佛法、日莲宗之唱念法华等，其思想渊源无一不源自我国，至于修行实践方面，亦多采用我国佛教之修行方法，并加以组织与发展；所异者，即在社会活动（即教化）方面之普化，乃日本佛教最大之特色，此特色绵亘千五百年而巍然独存。
(一)
飞鸟、奈良时代（552～781）：初传时期之佛教，其信仰对象为释迦、药师、观音、弥勒、四天王等，其崇拜目的概为延命、消灾等现世利益。此等贵族化之佛教至圣德太子时，制定十七条宪法，以佛教为国教，而转变为国家化之佛教，此特色维持至明治维新时期。
推古天皇（593～627）以后，宗派渐明，最兴隆者为三论宗、法相宗，次为律、华严，再次为俱舍、成实，总称南都六宗。
其中，三论宗成佛论重视根机利钝之说，法相宗讲究「性相相待」、「理事差别」、「五性各别」等，均获得当时知识分子与官僚之接受，故特盛一时；华严宗之世界观亦能契合以国民为官吏化身之思想。此时期之学佛者常一人或一寺兼习数宗之学，有别于后代之执于一宗一家之说。此时期之日本佛教，蒙受国家之保护，致无真正之宗教信念，在僧尼激增且日趋腐化之下，空海、最澄二师乃于新京平安另创新宗派（密宗、天台宗）。
(二)
平安时代（约四百年）：于八世纪中，密教大兴于我国，寻即影响日本。空海（774～835）以显教为佛所说法，而佛所证法则为秘密庄严之境界，将「即心是佛」之思想，直转为即身成佛论，而成「即事而真」之现实具体论，此种教义颇适合当时人心之需求。至如最澄（767～822），则以天台为经宗，法相为论宗；经宗为本，论宗为末。有关戒律之传授，则设立大乘戒坛，应此而有「山家学生式」之制定。天台宗一乘主义传至安然（九世纪末）时，更提倡「现世成佛」、「即身作佛」，将宗教理想现实化；同时，四种三昧之修养道场亦落为形式化之法会道场。此时期后半，密教事相极盛，比叡山完全密教化，致有东密、台密之分。此外，由于社会扰攘不安，教界堕落，遂有末法思想与本地垂迹说（神、佛结合）之抬头，民众之宗教意识逐渐昂扬。
(三)镰仓、室町时代（约四百余年）：净
土、禅、日莲宗之振兴期，亦为日本佛教史上最活泼、辉煌之时代。以平安朝末法思想为背景，应时而生之净土宗，原是形式性、彼岸性与深奥性的，至此时期，则转为现实性、此岸性与浅现性。法然（1133～1212）提倡专称名号，以称名为往生之本愿，其它杂行仅为助行；其高足亲鸾（1173～1262）更以信心为往生极乐之首要条件，一念之信为纯真且最清净之宇宙实相。信念主义之净土宗为易行化、社会化、民众化之佛教，故渐产生放弃修道、破除戒律之弊端，应运而生者即修道性、戒律性之禅宗。临济宗以棒喝禅、学人禅为特色，机锋激烈，为求证悟，不择手段；曹洞宗以默照禅、达人禅为特色，认为临济宗不但妥协且又公式化，道元（1200～1253）并着「正法眼藏」，阐扬曹洞禅之正法主义。值此禅净并盛之际，旧宗派如法相、真言、天台、华严等亦各自将教义易行化、民众化，天台宗甚至染上净土色彩以应时需。
日莲（
1222～1282）主张信仰久远实成之释尊，一心称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即可成佛，成就无作之圆顿戒，更以「念佛无间、禅天魔、律国贼、真言亡国」之口号，破斥他宗之偏见。新兴宗派力求民众化之同时，南北八宗亦借着民众化以维系命脉，旧宗派虽亦尝藉政治势力以阻止新宗派之发展，如正中二年（1325）之正中宗论、文明元年（1469）之决议放逐日莲宗徒等，然因禅、净诸宗所具有普遍化与生活化之特性，反浸透旧宗派。
(四)江户时代（1600～1867）：此时期幕府以法令制定各宗派寺院之本末关系，末寺须服
从本寺之命令与支配，各宗派内纠纷因此顿减。此外，与朝廷或皇室有关之寺院，如门迹、院家、院室等，亦被剥夺实力，一扫向以俗权影响宗教之弊。先此，基督教已传入（1549），幕府乃利用佛教建立寺檀制度，使全民皆为佛教徒，各择一宗一寺而自为檀越，负责维持寺院所需，虽因而肃清基督教余势，佛教亦丧失朝气。此时，我国隐元（1592～1673）东渡，开创日本黄檗宗，与临济、曹洞鼎足而立，宗风大抵同临济，惟以唐音讽诵经文、法式亦悉用明风。其时，在寺院法令中，奖励学问为要项之一，故各宗纷纷兴办檀林、学寮等教育机构，由于教学兴隆，各宗学者辈出，天台宗有妙立（1637～1690）、灵空（1652～1698），日莲宗有日奥（1565～1630）、日讲（1626～1698），真言宗有运敞（1613～1693）、亮汰（1621～1680），禅宗有泽庵（1573～1645）、愚堂（1579～1661），净土宗有满誉（1562～1620）等。虽然人才辈出，却由于生活有保障而思想逐渐沉滞，复以儒学、国学抬头，佛教遂面临危机，此即明治时代神佛分离政策之执行。
(五)明治维新以后：明治元年（1868），颁行
神佛判然令，禁用以佛语称呼神号、供佛菩萨形貌之神像、用木鱼梵钟等佛具，神社遂脱离佛教而独立。同时，受「毁释排佛」舆论之影响，朝廷以佛教在伦理实践方面不及儒家，经济建设方面不及西洋科学文明，政治目的方面不及神道等为由，迫令僧侣用俗姓，解除僧侣食肉带发娶妻之制。幸有福田行诫、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驱之屡次抗辩，并赴欧美考察，以世界宗教大势评驳政府之宗教政策，使佛教得以渡过困厄而进入新时代。明治二十年前后，自由研究佛学之新风气普遍展开，在佛教原典方面，有南条文雄、荻原云来、高楠顺次郎等梵文学者，河口慧海、寺本婉雅等西藏文学者，长井真琴、高楠等巴利文学者；佛教史方面，有村上专精、境野黄洋。大正年间，复有织田得能、姉崎正治、望月信亨等人。
同时，佛教大学如真宗本愿寺派之龙谷大学、大谷派之大谷大学、日莲宗之立正大学、真言宗之高野山大学、曹洞宗之驹泽大学亦纷纷建立。经典之整理，如缩刷大藏经、卍字正藏、续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等亦陆续刊行。又辞书之编行，日本佛家人名辞书（鹫尾顺）、佛教大词汇（龙谷）、佛教大辞典（望月）、佛书解说大辞典等之问世，更充实了日本现代佛教学之内容。
信仰方面，在基督教与西洋哲学影响下，已逐渐脱离中国佛教之形态与观念，凡普及于民间者，方得发展；同时，民主思想之抬头，僧人亦获参政机会。除佛教专门著作外，一般刊物亦多不胜数，如大法轮、世界佛教、女性佛教、东方佛教徒（英文）等近四百种。
进入大正时期（1912～1925），使佛学研究大放异彩者为木村泰贤、松元文三郎及佐佐木月樵等三人。其次，东京大学「印度哲学」及京都大学「佛教学」讲座之设立，由于师资与研究设备之合乎水准，乃使佛学研究跨入一崭新阶段。而此一时期虽仍保持明治期着重原典研究之倾向，然已不再以小乘三藏及有限的大乘原典之解读为满足，而有意广泛把握佛教之本质，故中国之汉文佛教文献与日本撰述之各种经典重获重视，并且着手整理出版此类三藏圣典，遂有「大正新修大藏经」等之编辑。
到了昭和前期（1926～1944）之佛学界，最杰出之学者首推宇井伯寿、铃木大拙、和辻哲郎等三人。此期由于渡边海旭之奔走，向各佛教系大学负责人建议，而创立以研究佛教为目的之全国性学会─日本佛教学协会（一九四九年更名「日本佛教学会」）。此外，此期对佛教文献之整理出版方面，有汉文大藏经、巴利文三藏之翻译刊行。而有关佛教史之研究亦有突飞猛进之势，其中大部分系以中国佛教史为主，故此期可谓为中国佛教及佛教史研究之全盛时代。昭和初期活跃于学坛之学者有长井真琴、常盘大定、荻原云来、赤沼智善、望月信亨等多人。而昭和后期（1945～），学德俱尊，居佛学界之领导地位者，则为金仓圆照、山口益与宫本正尊等人。一九五一年在宫本正尊之倡议与领导下，成立「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促进了日本佛学学术机构之横面交流，并透过该学会与日本学术会议保持联系。此期，学界对综合研究、分工研究方法之重视与日俱增。而在经济推动文化之情况下，铃木学术财团应运而生，遂有一九五五至六一年「西藏大藏经」之刊行。
盖佛教自印度兴起，经中国、朝鲜而传至日本，然为适应日本人之思想、文化、生活等而浸入其中给予影响，其后，则由于同化之结果，而产生一种独特之日本佛教。总结其特色有下列诸点：(1)日本佛教被视为镇护国家之道具。佛教徒亦以协助者自居，故佛教成为与皇室有密切关系之国家佛教。(2)日本佛教为镇护国家，而特重密教之咒术祈祷。故咒术祈祷深深浸透日本民众生活之中，成为追求现世利益之具。(3)日本初期佛教，僧人并不参与死者之丧葬。至中世，禅宗传入以后，中国葬礼法亦随之传入，僧人始担当死者之葬礼。其后，由于净土信仰普及，故葬式成为僧人之重要职务。(4)以江户时代之檀家制度，致使佛教成为「家之宗教」，而个人信仰方面之培养，反致薄弱。(5)日本佛教因与其古来神道思想同化、融合，而有所谓本地垂思想之产生。其中由于避免思想对立，而有神佛妥协之浓厚色彩，故佛教徒之信仰富有强烈之诸教混淆（syncretism）性质，惟此点仅为日本佛教性质之一。若将日本佛教与他国此较，则有下列几点特色：(1)日本佛教之致力于社会救济与慈善福利者甚多。(2)日本佛教从事深具意义而持续不断之民众教化工作。(3)日本佛教在思想方面，倾向于纯粹化，至中世以来尤为显著，如源空、亲鸾、道元、日莲等人辈出，于佛教思想发展上各有千秋，此诚为不可忽视者，亦为日本佛教特出之处。要言之，日本佛教之特质是国家化、社会化、信仰化、家庭化、宗派分明与现代学术化。此外，他国虽亦可举出类似之特色，但日本佛教与国民之间，具有密切之联结，确已形成日本佛教之特质。
8.台湾寺庙(中华朝山会馆)
佛教之传入台湾，据史料所载，大约在明朝末年荷兰统治时，随汉族之移民，自福州传入。然现代学者亦有主张，若以史实推论之，则自三国时代以降，隋炀帝、唐昭宗、北宋末期、南宋孝宗等，皆曾派兵或因战乱而移民至台湾、金门等地，故佛教信仰亦势必随之而传播至台湾。至郑成功经营台湾，佛教渐受重视。其子郑经尤为虔信，尝建弥陀寺于东安坊，且延请僧侣主持之。
至清代，闽粤僧侣来台者渐多，寺院亦渐次兴起，较著名者有弥陀寺、竹溪寺、海会寺、法华寺、开元寺、超峰寺、凌云寺、灵泉寺、龙湖岩等，迄今皆为二、三百年之古剎。同时，大陆传来之在家佛教斋教，如龙华派、先天派、金幢派等亦先后传来，其中以龙华派传来最早，时约乾隆（1736～1796）末年。当时之佛教活动已不得而知，惟缁衣大德中，以澄声、照明、志愿三人声名最着。而在家居士之较著者多为明末遗臣，以沈光文、李茂春、林英、张士
、鲁王女、郑哲飞等人知名于世，开台湾佛教在家学佛之先河。
日据时代，日本佛教亦挟其威势相继来台，以临济宗、曹洞宗、天台宗、净土宗、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最盛；日本佛教徒视斋教为同调，颇加奖掖。据林衡道所著「台北市的寺庙」载，日据时代，仅就台北而言，所建佛寺中，绝大多数皆属斋教系统。而当时大陆传来之出家佛教，则以与大陆隔离而呈现衰落现象，加上日本政府谨慎而缓慢的施行台湾佛教日本化之计划，遂使台湾佛教渐受日本佛教同化，以比丘而娶妻茹荤者大有人在。民国五年（1916），善慧、德融等人在日本曹洞宗势力之扶植下，创办台湾佛教中学与台湾佛教青年会。
民国十一年，善慧与本愿组织南瀛佛教会（为台湾省佛教会之前身），并发行南瀛佛教月刊，刊行至台湾光复为止。此一刊物自创刊之后，皆采用中文，自民国十九年后，逐渐加入日文，又经若干时日，则已变成全部日文，此即日本欲将台湾佛教日本化之一大例证。此外，觉力、本圆皆为当时知名之僧。
民国三十四年，台湾光复以后，善慧鉴于正是弘扬正法之机，乃组织台湾佛教会，推举本圆为第一届理事长。民国三十八年，大批僧侣随政府迁台，致使台湾佛教起一大变化。首先，将台湾佛教会改为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受中国佛教会之督导。自此，有关佛教之行政、文化慈善事业、佛教僧伽教育及社会教育、佛教之布教、寺院之兴建，与国际佛教之联系等，均陆续开展。如妙果，首聘慈航来台创办台湾佛学院。大醒继之，于新竹青草湖灵隐寺设佛学讲习会。其后有印顺兴办佛学院。同时台湾佛教、海潮音、中国佛教、佛教青年、今日佛教、菩提树、法音、狮子吼、觉世、慈明、普门等杂志亦相继发行。至七十七年春止，登记发行之佛教杂志，近百余种。此外，翻印经典和译介佛学名著之风渐盛，早期有东初发起影印日本大正藏之正续两编。
此外，四十四年自日本迎奉玄奘大师灵骨返台，亦为台湾佛教界之一大盛事。其它如出国弘法、与泰国、缅甸等法典文物之交流、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密教修持之提倡、念佛法门之倡导、僧尼戒律之弘传、禅宗奥旨之阐扬，以至佛教图书馆、出版社、幼儿园、育幼院、养老院、诊疗所之设立、佛教新兴道场之创建等，在在皆显示台湾佛教正在蓬勃发展中。
近十余年来，上星下云法师主持之佛光山尤为台湾新兴佛教道场中之最著者，其分院遍布全省各处及海外。他如台湾中部有圣印之慈明寺及万佛寺，弘法事业亦绩效斐然。台北松山寺、华严莲社、善导寺等名剎，法务亦皆甚盛。佛学院方面，北部之中国内学院、华严专宗学院、能仁佛学院、莲华学佛园、菩提佛学院、法藏佛学院、海明佛学院、福严佛学院、佛光山台北女子佛学院、圆光佛学院，中部之中华佛教学院、佛光山福山佛学院、人乘学佛院，南部之香光尼众佛学院、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东方佛教学院、开元禅学院、千佛山女子佛学院、净觉佛学院等校，皆颇见成果。
在大专学佛运动方面，由于周宣德等慧炬杂志社同仁之热心倡导，亦已普及各大专院校。如大专院校之佛学社团，自四十九年四月台湾大学创设「晨曦学社」以来，其它六十余所院校亦纷纷设立佛学社团。另如暑期大专学生学佛之集会，有李炳南之佛学讲座、忏云之斋戒学会、佛光山之夏令营等，亦皆收效颇大。此外，高深之佛学研究单位，有中华佛学研究所、华梵佛学研究所、阳明山华冈之佛学研究所及佛教文化研究所、印度文化研究所、佛光山之佛学研究部等。华冈方面分别出版华冈佛学学报及佛教文化学报，佛光山则出版佛光学报，中华佛学研究所出版中华佛学学报，皆为专门性之佛学研究刊物。大体而言，自一九七○年以来，台湾佛教信徒之知识水准已有显著之提高，弘法方式逐渐革新，佛教信仰亦日渐普及，颇有一番新兴气象。
9.印度教寺庙
在大塔的东北方处，有一旧皇宫，也是印度教、祇那教的寺庙，目前已末落了。
从神格而言，由吠陀神话发展成富兰那神话（狭义的印度教神话），由于毘湿奴与湿婆二神之抬头，而以此二神与梵（brahman）同为最高实在之原理，确立一体三神之教理，此即其特色。十九世纪蒙兀儿帝国灭亡，再加上英国入侵，促使宗教改革运动在基督教的活跃与欧洲近代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产生，而有梵教会（Brāhma-Samāj）及雅利安协会（Ārya-
Samāj）两个教会开始活动，此外，同类之宗教运动派及传道会等尚有多种。罗摩克利须那教派（Rāmakrsna
Paramahajsa）、神智教会等亦经常展开各种活动。目前，以印度联邦为中心的东西各地，印度教徒约有三亿，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独立以来，自与巴基斯坦分裂后，其与伊斯兰教间之争端时起，至今不断。
(待续)
追寻释迦文佛之圣迹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