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本寺廟
日本佛教─佛教於日本欽明天皇十三年（522）輸入日本，而該國對於佛學之新式研究，則至明治十年始開端緒。一八二六年，英人荷吉森（B.H.
Hodgson, 1800∼1894）一篇題名「尼泊爾及西藏的語言、文學和宗教撮記（Notices
of th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之文章，將豐富的梵語聖典之現存情形公諸於世，其後，梵語聖典之發現、收集與研究，乃在西歐展開。佛教巴利文、梵文原典之出版與翻譯亦隨之興起，近代日本即承此風氣，直接透過印度原典來研究佛學。明治時代（1868∼1911）之佛學界，除了史學、哲學之研究方向外，亦重視言語學及文獻學的研究。此一時期，影響日本佛學界最鉅者，當推南條文雄、村上專精、高楠順次郎三人。當時，以佛學研究為中心之佛教系大學逐漸設立，而遠赴西域發掘資料，或至西藏求法之事蹟亦屢見不鮮。日本近代佛學研究之基礎，於焉奠定。
西元六世紀中葉，佛教東傳日本，時為日本欽明帝朝，朝廷分為以蘇我為首之尊佛派與以物部為首之排佛系，前者獲勝後，創建向原寺，是為日本有佛寺之始。至聖德太子時代（593∼622）大力弘揚，佛教基礎得以奠立。
後來成立日本佛教學會，其前身為日本佛教學協會（The
Nippon Buddhist Research Association）。此會創立於昭和三年（1928），係大正大學渡邊海旭發起，經龍谷大學森川智德、大谷大學藤岡了淳之加入，並網羅有關佛教學之大學、專門學校、學會，而成為全國性組織之學會。第一次日本佛教學會大會，於昭和三年十二月九日在大谷大學召開。除上述三大學外，尚有立正、駒澤、高野山、真言宗京都、臨濟宗等諸大學，以及祖山學院、東京帝大印度哲學宗教學會、東北帝大印度學會、佛教專門學校、智山勸學院、西山專門學校、比叡山專修院、名古屋真宗專門學校、京都帝大印度學會等十七個團體參加。
此後，佛教與日人原有之思想、文化、生活等融匯，形成獨特之日本佛教。自飛鳥時代（五世紀中葉）至明治維新（十九世紀中葉），日本佛教教理始終承襲我國，如密宗之即身成佛論、天台之圓頓戒、淨土真宗之信念主義、禪宗之生活即佛法、日蓮宗之唱念法華等，其思想淵源無一不源自我國，至於修行實踐方面，亦多採用我國佛教之修行方法，並加以組織與發展；所異者，即在社會活動（即教化）方面之普化，乃日本佛教最大之特色，此特色綿亙千五百年而巍然獨存。
(一)
飛鳥、奈良時代（552∼781）：初傳時期之佛教，其信仰對象為釋迦、藥師、觀音、彌勒、四天王等，其崇拜目的概為延命、消災等現世利益。此等貴族化之佛教至聖德太子時，制定十七條憲法，以佛教為國教，而轉變為國家化之佛教，此特色維持至明治維新時期。
推古天皇（593∼627）以後，宗派漸明，最興隆者為三論宗、法相宗，次為律、華嚴，再次為俱舍、成實，總稱南都六宗。
其中，三論宗成佛論重視根機利鈍之說，法相宗講究「性相相待」、「理事差別」、「五性各別」等，均獲得當時知識分子與官僚之接受，故特盛一時；華嚴宗之世界觀亦能契合以國民為官吏化身之思想。此時期之學佛者常一人或一寺兼習數宗之學，有別於後代之執於一宗一家之說。此時期之日本佛教，蒙受國家之保護，致無真正之宗教信念，在僧尼激增且日趨腐化之下，空海、最澄二師乃於新京平安另創新宗派（密宗、天台宗）。
(二)
平安時代（約四百年）：於八世紀中，密教大興於我國，尋即影響日本。空海（774∼835）以顯教為佛所說法，而佛所證法則為祕密莊嚴之境界，將「即心是佛」之思想，直轉為即身成佛論，而成「即事而真」之現實具體論，此種教義頗適合當時人心之需求。至如最澄（767∼822），則以天台為經宗，法相為論宗；經宗為本，論宗為末。有關戒律之傳授，則設立大乘戒壇，應此而有「山家學生式」之制定。天台宗一乘主義傳至安然（九世紀末）時，更提倡「現世成佛」、「即身作佛」，將宗教理想現實化；同時，四種三昧之修養道場亦落為形式化之法會道場。此時期後半，密教事相極盛，比叡山完全密教化，致有東密、台密之分。此外，由於社會擾攘不安，教界墮落，遂有末法思想與本地垂迹說（神、佛結合）之抬頭，民眾之宗教意識逐漸昂揚。
(三)鐮倉、室町時代（約四百餘年）：淨
土、禪、日蓮宗之振興期，亦為日本佛教史上最活潑、輝煌之時代。以平安朝末法思想為背景，應時而生之淨土宗，原是形式性、彼岸性與深奧性的，至此時期，則轉為現實性、此岸性與淺現性。法然（1133∼1212）提倡專稱名號，以稱名為往生之本願，其他雜行僅為助行；其高足親鸞（1173∼1262）更以信心為往生極樂之首要條件，一念之信為純真且最清淨之宇宙實相。信念主義之淨土宗為易行化、社會化、民眾化之佛教，故漸產生放棄修道、破除戒律之弊端，應運而生者即修道性、戒律性之禪宗。臨濟宗以棒喝禪、學人禪為特色，機鋒激烈，為求證悟，不擇手段；曹洞宗以默照禪、達人禪為特色，認為臨濟宗不但妥協且又公式化，道元（1200∼1253）並著「正法眼藏」，闡揚曹洞禪之正法主義。值此禪淨並盛之際，舊宗派如法相、真言、天台、華嚴等亦各自將教義易行化、民眾化，天台宗甚至染上淨土色彩以應時需。
日蓮（
1222∼1282）主張信仰久遠實成之釋尊，一心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經題即可成佛，成就無作之圓頓戒，更以「念佛無間、禪天魔、律國賊、真言亡國」之口號，破斥他宗之偏見。新興宗派力求民眾化之同時，南北八宗亦藉著民眾化以維繫命脈，舊宗派雖亦嘗藉政治勢力以阻止新宗派之發展，如正中二年（1325）之正中宗論、文明元年（1469）之決議放逐日蓮宗徒等，然因禪、淨諸宗所具有普遍化與生活化之特性，反浸透舊宗派。
(四)江戶時代（1600∼1867）：此時期幕府以法令制定各宗派寺院之本末關係，末寺須服
從本寺之命令與支配，各宗派內糾紛因此頓減。此外，與朝廷或皇室有關之寺院，如門迹、院家、院室等，亦被剝奪實力，一掃向以俗權影響宗教之弊。先此，基督教已傳入（1549），幕府乃利用佛教建立寺檀制度，使全民皆為佛教徒，各擇一宗一寺而自為檀越，負責維持寺院所需，雖因而肅清基督教餘勢，佛教亦喪失朝氣。此時，我國隱元（1592∼1673）東渡，開創日本黃檗宗，與臨濟、曹洞鼎足而立，宗風大抵同臨濟，惟以唐音諷誦經文、法式亦悉用明風。其時，在寺院法令中，獎勵學問為要項之一，故各宗紛紛興辦檀林、學寮等教育機構，由於教學興隆，各宗學者輩出，天台宗有妙立（1637∼1690）、靈空（1652∼1698），日蓮宗有日奧（1565∼1630）、日講（1626∼1698），真言宗有運敞（1613∼1693）、亮汰（1621∼1680），禪宗有澤菴（1573∼1645）、愚堂（1579∼1661），淨土宗有滿譽（1562∼1620）等。雖然人才輩出，卻由於生活有保障而思想逐漸沉滯，復以儒學、國學抬頭，佛教遂面臨危機，此即明治時代神佛分離政策之執行。
(五)明治維新以後：明治元年（1868），頒行
神佛判然令，禁用以佛語稱呼神號、供佛菩薩形貌之神像、用木魚梵鐘等佛具，神社遂脫離佛教而獨立。同時，受「毀釋排佛」輿論之影響，朝廷以佛教在倫理實踐方面不及儒家，經濟建設方面不及西洋科學文明，政治目的方面不及神道等為由，迫令僧侶用俗姓，解除僧侶食肉帶髮娶妻之制。幸有福田行誡、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驅之屢次抗辯，並赴歐美考察，以世界宗教大勢評駁政府之宗教政策，使佛教得以渡過困厄而進入新時代。明治二十年前後，自由研究佛學之新風氣普遍展開，在佛教原典方面，有南條文雄、荻原雲來、高楠順次郎等梵文學者，河口慧海、寺本婉雅等西藏文學者，長井真琴、高楠等巴利文學者；佛教史方面，有村上專精、境野黃洋。大正年間，復有織田得能、姉崎正治、望月信亨等人。
同時，佛教大學如真宗本願寺派之龍谷大學、大谷派之大谷大學、日蓮宗之立正大學、真言宗之高野山大學、曹洞宗之駒澤大學亦紛紛建立。經典之整理，如縮刷大藏經、卍字正藏、續藏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等亦陸續刊行。又辭書之編行，日本佛家人名辭書（鷲尾順）、佛教大辭彙（龍谷）、佛教大辭典（望月）、佛書解說大辭典等之問世，更充實了日本現代佛教學之內容。
信仰方面，在基督教與西洋哲學影響下，已逐漸脫離中國佛教之形態與觀念，凡普及於民間者，方得發展；同時，民主思想之抬頭，僧人亦獲參政機會。除佛教專門著作外，一般刊物亦多不勝數，如大法輪、世界佛教、女性佛教、東方佛教徒（英文）等近四百種。
進入大正時期（1912∼1925），使佛學研究大放異彩者為木村泰賢、松本文三郎及佐佐木月樵等三人。其次，東京大學「印度哲學」及京都大學「佛教學」講座之設立，由於師資與研究設備之合乎水準，乃使佛學研究跨入一嶄新階段。而此一時期雖仍保持明治期著重原典研究之傾向，然已不再以小乘三藏及有限的大乘原典之解讀為滿足，而有意廣泛把握佛教之本質，故中國之漢文佛教文獻與日本撰述之各種經典重獲重視，並且著手整理出版此類三藏聖典，遂有「大正新脩大藏經」等之編輯。
到了昭和前期（1926∼1944）之佛學界，最傑出之學者首推宇井伯壽、鈴木大拙、和辻哲郎等三人。此期由於渡邊海旭之奔走，向各佛教系大學負責人建議，而創立以研究佛教為目的之全國性學會─日本佛教學協會（一九四九年更名「日本佛教學會」）。此外，此期對佛教文獻之整理出版方面，有漢文大藏經、巴利文三藏之翻譯刊行。而有關佛教史之研究亦有突飛猛進之勢，其中大部分係以中國佛教史為主，故此期可謂為中國佛教及佛教史研究之全盛時代。昭和初期活躍於學壇之學者有長井真琴、常盤大定、荻原雲來、赤沼智善、望月信亨等多人。而昭和後期（1945∼），學德俱尊，居佛學界之領導地位者，則為金倉圓照、山口益與宮本正尊等人。一九五一年在宮本正尊之倡議與領導下，成立「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促進了日本佛學學術機構之橫面交流，並透過該學會與日本學術會議保持聯繫。此期，學界對綜合研究、分工研究方法之重視與日俱增。而在經濟推動文化之情況下，鈴木學術財團應運而生，遂有一九五五至六一年「西藏大藏經」之刊行。
蓋佛教自印度興起，經中國、朝鮮而傳至日本，然為適應日本人之思想、文化、生活等而浸入其中給予影響，其後，則由於同化之結果，而產生一種獨特之日本佛教。總結其特色有下列諸點：(1)日本佛教被視為鎮護國家之道具。佛教徒亦以協助者自居，故佛教成為與皇室有密切關係之國家佛教。(2)日本佛教為鎮護國家，而特重密教之咒術祈禱。故咒術祈禱深深浸透日本民眾生活之中，成為追求現世利益之具。(3)日本初期佛教，僧人並不參與死者之喪葬。至中世，禪宗傳入以後，中國葬禮法亦隨之傳入，僧人始擔當死者之葬禮。其後，由於淨土信仰普及，故葬式成為僧人之重要職務。(4)以江戶時代之檀家制度，致使佛教成為「家之宗教」，而個人信仰方面之培養，反致薄弱。(5)日本佛教因與其古來神道思想同化、融合，而有所謂本地垂滛思想之產生。其中由於避免思想對立，而有神佛妥協之濃厚色彩，故佛教徒之信仰富有強烈之諸教混淆（syncretism）性質，惟此點僅為日本佛教性質之一。若將日本佛教與他國此較，則有下列幾點特色：(1)日本佛教之致力於社會救濟與慈善福利者甚多。(2)日本佛教從事深具意義而持續不斷之民眾教化工作。(3)日本佛教在思想方面，傾向於純粹化，至中世以來尤為顯著，如源空、親鸞、道元、日蓮等人輩出，於佛教思想發展上各有千秋，此誠為不可忽視者，亦為日本佛教特出之處。要言之，日本佛教之特質是國家化、社會化、信仰化、家庭化、宗派分明與現代學術化。此外，他國雖亦可舉出類似之特色，但日本佛教與國民之間，具有密切之聯結，確已形成日本佛教之特質。
8.台灣寺廟(中華朝山會館)
佛教之傳入臺灣，據史料所載，大約在明朝末年荷蘭統治時，隨漢族之移民，自福州傳入。然現代學者亦有主張，若以史實推論之，則自三國時代以降，隋煬帝、唐昭宗、北宋末期、南宋孝宗等，皆曾派兵或因戰亂而移民至臺灣、金門等地，故佛教信仰亦勢必隨之而傳播至臺灣。至鄭成功經營臺灣，佛教漸受重視。其子鄭經尤為虔信，嘗建彌陀寺於東安坊，且延請僧侶主持之。
至清代，閩粵僧侶來臺者漸多，寺院亦漸次興起，較著名者有彌陀寺、竹溪寺、海會寺、法華寺、開元寺、超峰寺、凌雲寺、靈泉寺、龍湖岩等，迄今皆為二、三百年之古剎。同時，大陸傳來之在家佛教齋教，如龍華派、先天派、金幢派等亦先後傳來，其中以龍華派傳來最早，時約乾隆（1736∼1796）末年。當時之佛教活動已不得而知，惟緇衣大德中，以澄聲、照明、志願三人聲名最著。而在家居士之較著者多為明末遺臣，以沈光文、李茂春、林英、張士
、魯王女、鄭哲飛等人知名於世，開臺灣佛教在家學佛之先河。
日據時代，日本佛教亦挾其威勢相繼來臺，以臨濟宗、曹洞宗、天台宗、淨土宗、真宗本願寺派、真宗大谷派最盛；日本佛教徒視齋教為同調，頗加獎掖。據林衡道所著「臺北市的寺廟」載，日據時代，僅就臺北而言，所建佛寺中，絕大多數皆屬齋教系統。而當時大陸傳來之出家佛教，則以與大陸隔離而呈現衰落現象，加上日本政府謹慎而緩慢的施行臺灣佛教日本化之計劃，遂使臺灣佛教漸受日本佛教同化，以比丘而娶妻茹葷者大有人在。民國五年（1916），善慧、德融等人在日本曹洞宗勢力之扶植下，創辦臺灣佛教中學與臺灣佛教青年會。
民國十一年，善慧與本願組織南瀛佛教會（為臺灣省佛教會之前身），並發行南瀛佛教月刊，刊行至臺灣光復為止。此一刊物自創刊之後，皆採用中文，自民國十九年後，逐漸加入日文，又經若干時日，則已變成全部日文，此即日本欲將臺灣佛教日本化之一大例證。此外，覺力、本圓皆為當時知名之僧。
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以後，善慧鑒於正是弘揚正法之機，乃組織臺灣佛教會，推舉本圓為第一屆理事長。民國三十八年，大批僧侶隨政府遷臺，致使臺灣佛教起一大變化。首先，將臺灣佛教會改為中國佛教會臺灣省分會，受中國佛教會之督導。自此，有關佛教之行政、文化慈善事業、佛教僧伽教育及社會教育、佛教之布教、寺院之興建，與國際佛教之聯繫等，均陸續開展。如妙果，首聘慈航來臺創辦臺灣佛學院。大醒繼之，於新竹青草湖靈隱寺設佛學講習會。其後有印順興辦佛學院。同時臺灣佛教、海潮音、中國佛教、佛教青年、今日佛教、菩提樹、法音、獅子吼、覺世、慈明、普門等雜誌亦相繼發行。至七十七年春止，登記發行之佛教雜誌，近百餘種。此外，翻印經典和譯介佛學名著之風漸盛，早期有東初發起影印日本大正藏之正續兩編。
此外，四十四年自日本迎奉玄奘大師靈骨返臺，亦為臺灣佛教界之一大盛事。其他如出國弘法、與泰國、緬甸等法典文物之交流、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密教修持之提倡、念佛法門之倡導、僧尼戒律之弘傳、禪宗奧旨之闡揚，以至佛教圖書館、出版社、幼稚園、育幼院、養老院、診療所之設立、佛教新興道場之創建等，在在皆顯示臺灣佛教正在蓬勃發展中。
近十餘年來，上星下雲法師主持之佛光山尤為臺灣新興佛教道場中之最著者，其分院遍佈全省各處及海外。他如臺灣中部有聖印之慈明寺及萬佛寺，弘法事業亦績效斐然。臺北松山寺、華嚴蓮社、善導寺等名剎，法務亦皆甚盛。佛學院方面，北部之中國內學院、華嚴專宗學院、能仁佛學院、蓮華學佛園、菩提佛學院、法藏佛學院、海明佛學院、福嚴佛學院、佛光山臺北女子佛學院、圓光佛學院，中部之中華佛教學院、佛光山福山佛學院、人乘學佛院，南部之香光尼眾佛學院、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東方佛教學院、開元禪學院、千佛山女子佛學院、淨覺佛學院等校，皆頗見成果。
在大專學佛運動方面，由於周宣德等慧炬雜誌社同仁之熱心倡導，亦已普及各大專院校。如大專院校之佛學社團，自四十九年四月臺灣大學創設「晨曦學社」以來，其他六十餘所院校亦紛紛設立佛學社團。另如暑期大專學生學佛之集會，有李炳南之佛學講座、懺雲之齋戒學會、佛光山之夏令營等，亦皆收效頗大。此外，高深之佛學研究單位，有中華佛學研究所、華梵佛學研究所、陽明山華岡之佛學研究所及佛教文化研究所、印度文化研究所、佛光山之佛學研究部等。華岡方面分別出版華岡佛學學報及佛教文化學報，佛光山則出版佛光學報，中華佛學研究所出版中華佛學學報，皆為專門性之佛學研究刊物。大體而言，自一九七○年以來，臺灣佛教信徒之知識水準已有顯著之提高，弘法方式逐漸革新，佛教信仰亦日漸普及，頗有一番新興氣象。
9.印度教寺廟
在大塔的東北方處，有一舊皇宮，也是印度教、祇那教的寺廟，目前已末落了。
從神格而言，由吠陀神話發展成富蘭那神話（狹義的印度教神話），由於毘濕奴與濕婆二神之抬頭，而以此二神與梵（brahman）同為最高實在之原理，確立一體三神之教理，此即其特色。十九世紀蒙兀兒帝國滅亡，再加上英國入侵，促使宗教改革運動在基督教的活躍與歐洲近代宗教思想的影響下產生，而有梵教會（Brāhma-Samāj）及雅利安協會（Ārya-
Samāj）兩個教會開始活動，此外，同類之宗教運動派及傳道會等尚有多種。羅摩克利須那教派（Rāmakrsna
Paramahajsa）、神智教會等亦經常展開各種活動。目前，以印度聯邦為中心的東西各地，印度教徒約有三億，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獨立以來，自與巴基斯坦分裂後，其與伊斯蘭教間之爭端時起，至今不斷。
(待續)
追尋釋迦文佛之聖跡之二